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是像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科学研究究竟是研究对我们生活和实践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关联的宇宙人生的真问题，还是脱离实际、无病呻吟、自娱自乐，去探讨和研究与我们的生活实践毫无关联的所谓“纯学术”、甚至是“假问题”？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究竟是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中国社会，还是仅仅服务于某些特殊精英、群体、阶层甚至是国外的特殊利益集团？大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究竟是传承马克思主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明成果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还是相反？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在面对上述问题的诘难和责问时，毫无疑问都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就是当代中国大学的使命。

　　大学的使命是通过教师来完成的。大学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就是传自然之道，传社会之道，传做人处事之道。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中国的“道”，西方人走起来不一定很舒服；西方人的“道”，搬到中国也往往不合适。所以，我们反对把西方的“道”搬到中国来，当然我们也不要求西方人一定走中国的“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把某一种具体的价值观普世化，也就是反对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普世化。其实，任何具体的价值观都不可能普世化。美国人权的实现形式搬到亚洲和非洲就不灵了，搬到欧洲和大洋洲也不行，甚至美国不同的州，其人权的实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如同美国人做了一张具体的“桌子”，之后他就要求全世界只能依照这一张桌子去做桌子，否则他就宣布你所做的桌子不能叫做桌子。这肯定行不通。相信美国人自己也不会做这种傻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要求别人去干呢？可是，叫人想不通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嚷嚷着去做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搬到中国大学讲台上来的傻事呢？

　　“传道”是这样，“授业”“解惑”也是如此。“授业解惑”必须讲规矩守纪律，这就是教师所授的“业”必须是“正业”，不能是“孽业”。因为教师的教学活动不同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可以带着信仰和崇拜去研究某一对象，也可以带批判去研究，所以，学术研究没有禁区，也不应该有禁区。但是，教师的课堂授业必须有纪律。

　　道理很简单，课堂不是某一教师的私人领地。教师所在的三尺讲台，不完全是教师自我表达的舞台，教师的言行“格式化”着他的学生，影响着很多人。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能够正确地释疑解惑，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看待问题，他所提供给学生的就是正能量，就会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讲怪话、泄怨气，把自己的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他所提供给学生的就是负能量，就会误导学生，对学生的成长、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大学的使命和教师的职责决定了学校和教师给予学生的必须是科学的知识、卓越的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远的人生境界，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讲规矩，讲自然的规矩，讲社会的规矩，讲思维的规矩，按物质世界的规律和法则做事情，严守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